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经济政策如何围绕“降成本”提高企业活力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暂时的扰动，需要积极加以应对，确保完成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为有效落实下一步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安排，建议在通过消费、基建等扩大需求政策的基础上，更要紧紧围绕“降成本”挖掘政策空间，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面对疫情，当前需要进一步用好“降成本”政策，长短期结合，宏观微观政策结合，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降成本”是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受到国内“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综合影响，年我国总需求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疫情扰动会在短期内进一步放大这种趋势。面对总需求下滑，短期内用基建较难完全对冲，并可能在未来产生一些问题，需要通过降成本来激发企业活力，更好发挥市场作用。
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是国内消费增速过快下降。年社会零售品总额增速比年下降了约1个百分点。消费对于GDP增长的累计同比贡献率，从年的65.9%，下降到了年的57.8%。消费下降的原因有多方面。例如，高食品价格下基本食品消费支出挤出了其他消费。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汽车消费累计同比下滑8.2%。由于汽车销售占到社会零售品总额的10%，导致社会零售品总额全年增速下降。如果剔除汽车消费，社会零售品总额增速全年为9%，与年基本持平。
受到疫情影响，年汽车产销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在中部崛起的大环境下，湖北省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汽车生产基地，一季度的停工，将会对全年的汽车产销带来进一步的压力。1月份汽车产量同比下滑24.6%，这里面虽然有春节错月的因素，但是疫情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2月19日，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两周汽车零售销量同比下滑92%。
除汽车消费对总需求的影响外，春节消费在后期也较难弥补，会进一步降低总需求。春节期间，家人朋友从各地回来相聚，消费产品有其特殊性和季节性，疫情结束后较难弥补。受到影响较大的行业包括白酒、餐饮、影视、零售等。交通运输和旅游虽然也受到较大影响，如果能在五一小长假之前控制疫情，还可以得到一定弥补。总体来看，在汽车产业回暖压力大，部分消费难以后期替代的情况下，年国内消费压力较大。
除国内消费外，年的外需，即净出口也面临较大压力。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经济拉动很大，对于GDP增长的累计同比贡献率，从年的-7.4%，大幅度上升到年的11%。但是，净出口贡献大的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货物进口下降较大，在出口增速有限的情况下，实现了较大货物贸易顺差。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大背景下，我国进口量会逐渐增加，这会降低我国的净出口。这次疫情又导致我国出口由于检疫、货运受阻、通关时间延长等问题受到影响，面临下行压力。出口受阻和进口增加会导致我国今年货物贸易净出口增速下降。
但是，有关外贸的好消息是，从服务贸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会导致我国出国游等大幅度下降。年该项逆差达到亿美元以上，是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年旅游服务逆差开始下降，年预计该项逆差将会大幅度降低。服务贸易逆差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冲货物贸易的顺差下降，对外贸易总顺差相比年会略有缩窄。
在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国内汽车消费和贸易顺差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年总需求不足的挑战加大。这部分可以通过基建来弥补。近期，政策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北京市、福建省、河南省、云南省、江苏省等地发布了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清单，总投资额合计逾11万亿元。
这里面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方面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转变为资本的效率正在快速下降，另一方面，大规模基建背后的主体更多是国有企业，对市场和杠杆率的影响需要加以考虑。总体看，基建作为短期对冲是必要的，但是考虑到国内“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综合影响，总需求的趋势性下行还没有有效抑制。这会导致企业资金流动速度变慢，营业收入下滑。在当前企业杠杆率较高的环境下，还本付息和各种固定成本导致资金压力加大。要保持企业的正常利润，必须通过降成本来对冲收入下滑压力。同时，只有企业成本降下来，恢复了活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需求侧收入下滑之外，在供给侧，企业还面临着恢复生产问题带来的额外成本上升，需要降低成本更好地组织生产。一方面，企业需要增加防护品支出。为了保障防疫，各地在复工中要求企业提供口罩等防护品，同时需要按时消毒。这些防护用品增加了企业支出。另一方面，年之后日益复杂的产业链在人流、物流受阻后效率大幅度降低。企业对于供应链的控制从来都不是完善的。例如，某汽车企业了解自己的供货商生产情况，但是并不了解供货商的供货商情况。某个重要零部件的停产可能就会带来整个产业链的停滞。这种复杂性，放大了企业复工的难度，提高了企业协调成本。
总之，无论是为了应对总需求下滑带来的收入下降，还是为了对抗疫情给复工带来的额外成本，都需要抓住“降成本”这个牛鼻子。只有成本降了，企业活了，才能完成今年的经济发展任务。那么，要如何“降成本”呢？这可以从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分别加以分析。
微观层面“降成本”
微观层面“降成本”是最为直接的，即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对企业降成本这个问题，需要特别理清降成本的内涵和对象。企业成本并不是越低越好，而是要适应业务模式有合理的成本结构，在相应业务模式下优化成本。
近年来，企业为什么会持续感觉到成本压力大？首先，最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营收增速放缓，支出压力就感觉大了。其次，近几年租金等成本增速持续快于GDP，导致成本增长过快，企业承受压力大。这两个角度都是追求降低成本的绝对水平，可以理解为绝对降成本。依据这两个角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尽量降低企业成本，成本越低，企业越有竞争力。但是，这种绝对化观点忽视了成本不能仅从绝对水平看，更要从相对水平看，即相对于企业的业务模式，成本支出构成是不是合理。
从相对意义上，降成本更核心是优化支出结构，通过降低不适应业务模式的支出来有效降成本。这两年，我国企业业务在转型，但是很多障碍导致成本支出转型慢，二者错配导致成本上升。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受益于国内外市场规模扩大的红利，企业追求的是规模导向的业务模式。在切入市场的时候，企业处于追赶者的位置，选择从低端市场入手。为了降低价格，企业会通过规模扩大分摊固定成本，尽量压低流动成本。随着各种固定成本和工资上升，这种业务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我国企业开始逐渐从低端市场进入中端市场，甚至开始挑战高端市场。在中高端市场，产品的质量和功能变得更为重要，消费者对服务的要求更高，对价格的敏感度下降。这必然伴随着更高的成本，例如，企业需要更多的销售、研发和售后服务人员，工资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面对这种情况并不能一味追求降绝对成本，这样带来的就只有业务转型滞后。在面对业务升级的挑战中，关键是调整成本结构，更高效适应新业务模式。当前企业成本高的一个原因是在业务进行转型的同时，由于现行机制等原因，支出结构调整相对滞后，导致无效支出过大，成本虚高。
理清了微观降成本的含义，从绝对和相对这两个视角出发，面对企业各成本分项，降成本分别应该如何发力？
第一项企业呼声最高的是人力成本上升。
人力成本实际上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一部分是伴随工资的社保和公积金缴费。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工资自然会呈现上升态势。同时，企业的业务升级也必然带来更多的高技能职位，导致工资支出上升。这部分支出没有太多下降空间，强行压低工资只会抑制业务升级，也不利于社会总消费提高。人力成本上升更重要的推手是各种缴费。由于这些缴费是与工资成比例的，随着工资上升，这部分费用也就水涨船高。
短期来看，面对疫情，国家对社保减免政策力度较大。2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除湖北外各省份，从2月到6月可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上述三项费用，从2月到4月可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湖北省从2月到6月可对各类参保企业实行免征。
从长期看，有没有可能永久性降低社保缴费比例呢？我国社保是在年国有企业改革中面对大量下岗工人而逐步建立起来。这意味着建立时间短，覆盖范围还不充分，标准不统一，全国各省市间社保转移还存在障碍等。对永久性降低缴费比例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社保建立时间短，缴费量与当前老龄化趋势加速等社会现象不匹配，社保资金的供需缺口较大。简单降费，一降了之无助于构建更为完整的社会安全网。因此更需要的是改革我国的社保体制，更加市场化、多元化筹措资金，企业的缴费部分由更多主体来分担，才能有效降低企业压力。
第二项引人注目的成本就是办公场地费用，即房租。
过去十几年，中国商业地产市场蓬勃发展，量价齐涨。根据仲量联行统计，年，北京市甲级写字楼租户缴纳月租金1.1亿，到年月缴纳21.6亿。17年间租金上涨了21倍，而北京的GDP仅仅增加了10倍。房租过快、不成比例的上涨，不但导致企业成本绝对水平上升，更关键的是改变了成本结构，导致固定支出占比快速上升，与数字化时代越来越灵活的业务需要之间不匹配。所以，房租上涨无论是从绝对意义，还是在相对意义上，都是降成本最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