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有很多值得中国加以借鉴的方面，但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中国的城市化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与模式。本书的创新之一在于：在对西方城市化理论批判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西方城市化理论的三大局限。并通过比较研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城市化理论与实践误区的三个不成熟理论的特点及中国本土化城市化理论建构的困境，同时提出了本土化城市化理论的建构入径。创造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和实践模式，是引导中国新一轮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城市化是遵循怎样的城市化理论来发展的？提及上述问题时，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今天，难道没有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事实确实如此。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典型的、系统的，已经被实践所检验过的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中国的学者一直在争论、探寻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和发展模式——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是在西方城市化理论影响下发展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城市化在徘徊中发展，在对西方城市化某些理论的误读中建设，走了很多弯路。总结过去，我们必须有一个划时代的中国式的城市化理论建构：这既需要对西方城市化理论与认知模式进行反思，也需要对中国三十年来的城市化实践加以反思，进而创造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体系与范式。
人类社会以来，所有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都具有典型的时代性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性，虽然很多理论可以在基本原理上寻找到合理内核和同一性，但是，对任何社会发展理论的解释和现实应用都应该与本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结论既是一个简单的科学常识，也是任何理论存在的价值所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城市化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对西方城市化理论和城市发展道路的总结与反思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往往对西方的城市化理论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就不分良莠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相反，西方城市化理论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都会自觉地提出反思与批判。如二战以来西方学者对西方城市化理论中“乌托邦理论”的批判、“漠视社会性”理论的批判、“空间环境论”理论的批判，对“反城市化理论”的批判以及对“‘空虚’或者‘空洞’的批判”[2]等。这种理论反思的经验与思维方式，对中国城市化理论的建构有直接借鉴作用。
一、西方城市化理论模式的局限：“理想类型模式”与“极端认知”西方城市化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式。无论西方古典城市化理论，还是近代城市化与工业发展关系的理论以及现当代的后工业社会的城市化理论，都是具体时代和具体国情的产物，其中生成的各种理论学派也必然存在着研究者个人的认知能力与时代局限。这种情况从古典时代就有发生。如被誉为西方古典时代城市建设经典的《建筑十书》，虽然展示了古罗马时代城市建设的辉煌成就和思想，但是作者著书的初衷是对“凯撒皇帝”皇权的“效忠”，其主要是设想“通过公共建筑的庄严超绝”来“显示伟大的权力”[3]，城市建设规划成为“皇帝权力”的“婢女”和“附庸”。在近代社会工业化过程中，西方各国的城市化之所以具有多样化的类型和多样化的社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社会发展基础、发展进程以及人口结构、人口总量决定的。透过表象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西方城市化理论在某些方面明显地表现出与现实的脱节性和滞后性。如美、英、德和法等工业化早期曾出现的“过度工业化”、“城市工人阶级的贫困”、“社会环境过度污染”等普遍的都市社会问题以及工业化后期的“城市过度造美运动”等，城市化走过很多弯路。但是，相关的理论缺乏预测性和引导性，而仅仅具有某种“城市化历史的总结性”。历史经验证明，中国既不能照搬、套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城市化理论，也不能照搬和套用后工业社会以来的城市化理论来指导中国多类型的、区域差异过大的城市化。而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已经为我们研究城市化并使其少走弯路提供了某种保证和社会前提。
通过分析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时代局限，我们还可以发现西方某些城市化理论非科学性和非学理性的倾向，这也许与城市化理论本身学科属性的模糊性有关，但是同样受制于某些学者个人研究视角的狭隘与价值观的局限。如欧洲早期城市研究学者滕尼斯认为：“大城市和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的毁灭和死亡……。”“在大城市里，在首都里，尤其是在世界城市里，家庭制度陷入衰落瓦解。”大城市里“住所不管住多长时间，处处都为了钱。”[4]这类对大城市的偏见与极端观点在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可谓是屡见不鲜。人类社会城市化的历史证明，从工业社会以来，虽然大城市的发展存在着问题，但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并以不断产生新功能的方式建构新的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雅各布斯所提出的“大城市的死与生”，其核心价值就是，每一种模式都有其弊端，只是利弊多寡之辨的问题。
在当代西方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国家，仍然存在着普遍的社会问题，如富人社区与穷人社区的隔离、城市住区就业区的分离、城市中心区几度衰落和再兴及郊区化形成的城市蔓延等，此类问题在当代中国也正在不断重演，甚至有些在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已经解决的问题，仍然在中国的城市化中不断发生。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存在有封闭式的、隔离型的包以围墙的社区（住区），城市社会关系与结构的被“碎片化”，社会分层不断深化，优质资源持续被少数人占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尺度空间的大学城、工业区、新城区的过度圈地对土地资源造成惊人的浪费——这些现象均与过度依赖西方城市化理论有某种关联。
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所表现的“集中与分散”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创新形成的，可以描述为高度集中与高度分散的“双重地域结构效应”。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高度集中，与美国80%左右的人居住在中小城镇里表现的高度分散，就是这种“双重地域结构效应”的反映。西方城市化理论是以多元化和多流派的方式构成并存在的，既有强调城市化“集中性”价值的一派，亦有强调城市化“分散化”价值的一派，还有强调集中与分散结构的流派。而中国城市化则把西方城市人口集中的流派作为主要的理论核心模式，如果21世纪初的城市化仍然把城市高度人口集中作为主导，这不仅是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误读，更是对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严重误导。而事实上，中国通过“制度型城市化”的创造，以西方城市化理论中的集中派理论模式为“模本”，形成了高速与高度集聚的畸形城市化——中国式“拉美经济陷阱”。[5]过度集中和过度集权的城市化成为导致“都市病”深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从基本国情的角度讲，仅适于美国等人多地少国家的“城市过度造美运动”以及大尺度、大规模占用土地资源的城市化，推行到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中国是基本不可行的，从长远利益角度来认识、分析这种现象：“是一种‘破坏性’建设”！西方城市化理论与世界任何理论一样，有其合理内核，亦有典型的历史与现实局限，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中，还有些成果要么是戏剧化的[6]，要么是以过于理想化的——从乌托邦的视角提出城市化的理论，被喻为“要构建一个虚拟的理想世界”[7]，在学理性和科学性方面缺乏社会实践基础。如“田园城市理论”、“同心圆理论”以及“中心地论”等，在创造理想模式方面的价值大于实际应用价值。当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创造“理想类型”，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空间来加以探讨和完善。
就城市化的动力来说，中国与西方也有本质的差别。以往我们在理解中国城市化动力时，多数是以西方城市化理论作为主体认知，如“劳动力人口流动说”[8]等。欧美国家的城市化主要是在这种人口“拉力——推力”的效应下兴起和加速发展的，在-年的半个世纪里，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和蓬勃发展时期，英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6%上升为50%；美国从年的6.1%上升为年的35.1%[9]。西方城市化动力理论还有“产业集聚效应说”、“农业产业剩余说”以及“工业化动力说”等，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说明了西方不同国家城市化“动力因”结构的不同序列和城市化引发的社会变迁。与西方城市化“动力因”相似的是，中国城市化的外在形式也是以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但是，除此而外，中国城市化在发展“动力因”的构成与序列上，非但不同于西方，而且还有着强烈的本土化“制度型动力体系”构成特点，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通过“政府制度型安排”，中国城市化跃然走过了西方年的路程。然而，一方面城市化高速发展；一方面传统乡村分散与落后的情况基本没有改变，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均是低教育简单劳动群体，长期不能够从农业生产领域直接转移到现代工业领域，使城市社会问题越来越深化——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城市化原动力不足、动力结构不合理的事实，其主要结症在于中国没有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加以引导。
二、西方城市化理论发展前提的局限：时代拘囿与“西方中心化”的负效应西方城市化理论发生的社会前提也具有某种“本土性意义”。以美国为例，其城市化能够形成整体性的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原因有四：[10]
一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二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形成的充分竞争和剩余价值规律，促使生产力、资本、能源和人口向城市集中成为必然；
三是由于美国当时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包括西方列强中的英国、法国等都有殖民地），随着本国国内市场的饱和、资源短缺，殖民地成为推销商品、资本输出和能源供应的强大后方；
四是社会整体上形成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市民社会的契约关系——而这几种社会前提在中国不是不充分就是不具备。
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制度体系结构与个体价值观、人口总量与结构、教育水平与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和发展水平方面，同时还表现在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价值取向主导下，西方城市化理论研究明显缺乏“内视力”，虽然学术自由批判时有发生，但是没有真正看到自身发展局限，也没有意识到其理论发展的超前性时代价值与特质，更没有从西方社会属性的视角总结西方城市化的历史理论与逻辑。相反，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在被“西方文化中心论”不自觉“侵入”的中国，都把西方城市化理论当作人类整体的城市化理论加以应用，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学者把西方城市化理论神圣化、唯一化、主流化，不分国情和历史阶段，言必谈西方，从教科书到研究成果，都把西方城市化理论与实践作为唯一的参照系——一时间，中国大地到处都“洋规划”和“洋人规划”的城市。
总结、归纳西方城市化的独有性可以看到，西方的资本主义是承袭了古典时代思想，并且是从中世纪的土壤中“自然长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从古典时代起出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到中世纪市民阶层崛起创造的“城市文艺复兴”及市场契约关系的深化、国家福利的演进及后现代社会的生成等，“自然长入”的方式显现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在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机制内，使得在城市化中出现的社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文化结构转型，能够基本处于同步进化的结构变迁之中，没有出现典型的“社会堕距”与“文化堕距”。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型初期，西方中世纪庄园的手工业和纺织业等经济产业，为工业化提供了产业工人的劳动力；工业化后期出现的新兴工业化，以20世纪50年代白领阶层超过蓝领阶层为标志，人口结构转型与产业转型几乎同步。[11]这些证明了西方城市化发展的市场规律运性表现。基于这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从中世纪以来，中西方城市化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种城市化形态的社会前提、进程、节点和社会结构都是不同的。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在研究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过程中，对其社会属性、文化内核、历史前提及理论局限都未能进行合理的批判和筛选。
西方城市化早期的历史是“双核动力发展模式”，即“城市经济”与“庄园经济”构成“双重动力”，城市工商业和庄园手工业并行发展，从庄园里逃亡出来的手工业者，较快地转入了工业化的大工业生产。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发展动力来源也可以完整解释为“双核地域空间模式”。而中国是典型的集权的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解释为“单核地域空间模式”，城市在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社会中生存，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土地关系和契约关系，由此产生的城市化“与传统农村有千丝万缕联系”，及至当代仍然是尚未与传统乡村“剪断脐带”的城市化。正因为过度依赖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使得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形态和本土化的乡村形态都处在正在消失的过程中。
中国城市化另一个特殊限制性因素是不能忽视的，即中国和西方人均土地资源占有模式和平均占有量的不同。一是中国土地性质的特殊性和集体土地的制度性因素。马克思?韦伯曾说：“中国以及整个东方的城市组织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是，没有城市的政治特点。它不是所谓的古希腊‘城邦’，没有中世纪那样的‘城市法’。”[12]中国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国有土地的“非资本义的私有法权性”，是中国“制度型城市化”社会结构问题发生的核心原因之一。二是中国土地人均红线的危机性。年中国耕地面积约为18.26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13]。与世界其他国家按农业人口人均耕地数量比较，中国为0.1公顷，印度0.3公顷，日本1.2公顷，英国5.9公顷，美国30.6公顷，阿根廷8.2公顷[14]——仅仅是印度的三分之一，日本的十二分之一，英国的六十分之一，美国的三百分之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0多个县级区划中，有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划定的0.8亩人均生存警戒线[15]，而这些县大部分在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镇密集的省区。显然，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土地奇缺的中国，城市化理论与实践不仅不能完全套用西方模式，而且更不能走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同样的城市化道路！
有些学者一直在传承传统的区位理论，并以此来指导、研究中国的城市化。如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年）、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年）、帕兰德的“设施区位论”（年）等——这些理论在很多方面已经是时过境迁，有些解释已经不能够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与要求。如传统区位论者在论及区位的存在价值时，无不强调交通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与地租成本和原材料运输成本等，这些成本虽然都具有“事实成本价值”性，但这些理论认知都是在交通条件发展水平较低的“非信息化时代”产生的，现代社会在相对区域里出现的整体经济格局和现代大交通体系已经打破了传统区位论的价值观与区位观，特别是现代“物联时代”、“高铁时代”、“智慧城市”及“网络社会”的崛起，使生存空间、生产空间、物流空间、就业半径和社会区位意义等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第三方、第四方物流等虚拟区位空间概念存在的条件下，比较而言，一定范围内的区位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整合在整体运作成本之中，有些甚至可以被忽略。新的智慧科学时代和“新人文区位观”告诉我们，后工业社会的城市化已经不再是以人口集聚为前提，而是以新的通信方式、交通方式、沟通方式、工作方式构成后现代的、分散化的城市化生活方式模式。因此，中国式的城市化理论应该在诉求民族智慧、天人合一和回归自然的意义上，走中国式的、以城市生活方式普及化为主的城市化道路。
总结世界上现存的城市化模式和城市发展方针，一般可分为：
（1）以大城市群发展为主的模式；
（2）以大城市为区域核的发展模式；
（3）以大城市和中小城两条线路平衡发展的模式；
（4）以中小城市发展为主的模式；
（5）以城乡二元结构分异为主的发展模式；
（6）以城乡一体化为主的发展模式；
（7）以城市整体现代化为主的发展模式；
（8）以后现代城市社会深发展为主的模式。
很显然，这些模式有的是以国家为单位成为一种模式的（如新加坡等城市国家），有的是以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结构为前提的发展模式；有的是集中的区域型结构，有的是非均衡的多元状态结构。在英、美、法、日等国[16]虽然以大城市连绵区的发展为主流，但是中小城市也依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存在着——即使是很多人认为的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德国，也是以大城市结构为主体，形成地域性的后现代城市（群）化的结构模式。
三、全球城市化理论的局限：虚无性与“地方性精神”的丧失全球化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全球城市价值链的形成与城市的全球化分工。现实的世界已经不仅仅是国家的组合，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由城市相互联系或结盟构成的以城市经济结构为纽带的地球。“所谓的全球化核心包括金融市场、国际贸易、跨国生产，以及某种程度的科技和专业劳工。通过这些全球化、策略性的经济组成要素，经济系统可以在全球层次相互连接。”[17]全球化具有不可抗拒性，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描述全球化时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18]全球网络的发展，正在“创造着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19]
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全球化与其他的事物的发生、发展一样，也具有“二律背反”的属性。“全球化不仅产生向上的拉力，而且也产生了向下的拉力，给地方独立带来了新的压力。”[20]在全球化引导下，城市替代企业成为全球竞争的主体，城市与企业发展一样，惟恐跟不上全球化的浪潮，被排挤到潮流的边缘沦为被遗忘的角落；另一方面，每一座城市都在努力创造自己的优势。“每一个城市的辖地都遭受新的紧张和分裂。分野正在加深，存在经济和文化活力的代表城市、活动减缓的和遭受排斥阶层充斥的城市……这些分界并不仅仅表现在空间上，甚至表现在国际竞争和城市活力方面。”[21]全球城市化的一个显性化结果是：全球范围内的城市越来越同质化了！从城市空间，到城市建筑；从城市景观，到城市色彩；从城市街区到城市社区的名称；从城市的肌理，到城市的文化表现，都似乎越来越西方化了。萨森认为：“全球城市占支配地位的影响与其对当地造成的不良后果始终是共存的。”[22]但是，她的分析远远没有涉及全球城市化的本质——如果我们把全球的城市分工看成是人类社会分工深化的一种进步的话，全球城市化的发展应该也必须是差异化的，这个差异不仅仅是产业的差异、文化的差异，还必须包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景观、功能及有机秩序的差异，这样的全球城市化才可以称为是一种社会进化和进步！一个假设是：如果全球城市化使全球的城市都朝着一个方向走，以一种模式发展，这不仅是某个城市的悲剧，更是人类全球化的悲剧！
所以，有学者说“全球化不是一个没有严重模糊性和局限性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全球化的一个定义开始，‘行为活动的世界性扩散、洲际关系的扩张、社会生活全球范围的组织、以及共有的全球意识的增长’……一种新型城市，全球城市正在出现，并引起人们大量的思考和研究”。[23]这一解释至少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在全球化面前，世界必须形成新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模式！我们需要经常试问：“全球性的变化应该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同质性，还是越来越多的异质性，还是两者的混合？”“本地性与全球性是一个什么关系？”学理性探讨的价值在于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当花旗银行赤字消息披露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股市全球性下跌；当美国攻破伊拉克后，其直播电视成为全世界共同湖南白癜风医院白癜风中医
